对中学生作文通病的案例性分析

（一） 问题
《新课程标准》7～9年级写作目标中有一条：“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可总体而言，中学生作文的通病是：少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多无病呻吟的矫情或俗套乏味的编造；少新鲜活泼的个性语言，多人云亦云的模仿或冠冕堂皇的空话。
（二）案例
案例一：邻居刚上四年级的小洋洋也做了第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刹那》。他妈妈告诉我：“那天，回到家里，女儿满脸的不高兴：‘一刹那，至多也就几秒钟的时间，怎么写得出四百字左右？’怎么办呢？我也写不出来。看作文书吧，书上正好有一篇《难忘的一刹那》，说的是一对好朋友由于发生矛盾而分道扬镳，互不理睬，不料拍毕业照时老师把他们排在了一起，多别扭，可是一别扭，不配合，队伍排不好，集体照就拍不起来，在老师、摄影师的帮助下，终于圆满拍成。照片上的他们，互相靠紧，微笑自然，绝对好朋友；事后他们重归于好了，照片上的一刹那，至今难忘。”接着，母女俩便如法炮制了一篇从内容到形式几乎相同的同题作文，只是把排队的背景换成了体育课上。母亲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篇文章的了高分，并作为范文在作文讲评课上朗读。
案例二：初一第一次作文，我布置的题目是《军训》，要求写出自己的感受。就在开学前，全体初一新生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军训。在孩子心中，“军人”该是多么响亮的名字，从呀呀学语、姗姗学步时代起，许多人便有冲锋陷阵、举枪拼杀的幻想史。现在梦想成真，其激动之情该何如？试想一下，训练场上骄阳似火、酷热难当，小军人喊声震天、英姿飒爽，该是怎样的豪情？当然，也会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个简单的动作，偏要一遍又一遍反复训练，还要声嘶力竭配以“一……二……三……四”的口号，多无聊；而且，稍有越轨，便会遭来厉声指责。这也许使孩子们有生以来最深刻、最丰富的人生体验之一呢。
结果却出人意料，学生们的作文没有预想中的丰富多彩，却有千人一面的共同感受。大多数文章无丝毫的想象力、创造性而言，他们的思维，从作文的开始到结束，都指向“军训，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培养我们的习惯”这一具有制约力的主题思想。他们不约而同地写到“有人不耐烈日而晕倒”的场面，这本无可厚非，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接着，他们的感受也是相同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类似这样心理描写：“这时，我想到了解放军叔叔‘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挺住，挺住，千万不能倒下。”同时，几乎每篇作文的结尾都是相同的：“这次军训，锻炼了我们的……培养了我们的……。”“通过这次军训，我们的……得到了提高。”这显然不全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表露，而是所谓作文技法的训练有素。
案例三：有这样一道中考小作文题：“假如有人给你金子、官衔、良药、书籍……但又只允许你要其中一样，你要哪一样，请写一段250字左右的文字，谈谈你要这样东西的理由。”有人对这道题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精彩在于很有时代针对性，而且多种选择给了考生更多的自由空间。
（二）分析
本文无意对这种通病进行源与流的的病因剖析，或提出治标治本的方法，只是想引用上述案例，说明我们在试图剖析矫正时容易忽略的几个问题：
1．泛滥的模仿
洋洋第一次作文的经历告诉我们，很多学生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剥夺了说真话、表达真情实感的机会。“一刹那，至多也就那么几秒钟，怎么写得出四百字左右？”这是洋洋这次经历过程中的唯一闪光点。可惜，她的老师没有听到，不然，他（她）也许有可能反思一下自己出的作文题是否符合四年级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重新命名作文题为《难忘的一天》或者《难忘的一件事》；她的母亲对此充耳不闻，完全不顾孩子面临的困惑（有可能也是她面临的困惑），硬是替孩子找了一条“作文成功”的捷径——模仿（可能也是她曾经的作文成功之路）。更令人可怕的是这次作文的高分可能使洋洋也自以为找到了作文成功的捷径，从而采取同样的方式完成下一篇、下下篇……或许几年以后，小洋洋又将成为那些写《军训》的初一新生的一员。
这是模仿的错吗？在网上搜索关键字为“模仿作文”的网页，可罗列大量的相关论点：“让学生结合课文写一些模仿作文”、“中学生处在模仿作文的阶段”、“模仿作文是通向创造的阶梯”、“模仿作文是学习写作的基础”……模仿对写作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从某种角度讲，艺术就是起源于模仿。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生活中模仿正在泛滥：许多城市因为模仿而失去灵魂，在“绿色生态”幌子下，不惜一切代价建成相似的绿地、广场；经济因为模仿往往形成泡沫，类同的“景观大道”、“工业园区”由市、区建到城镇甚至乡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盗版、假冒永远有其广阔的市场……再来看作文模仿之源——作文参考书吧，走进书店、书城，说“作文经典”、“作文方略”、“作文满分卷”“作文状元”“作文兵法”此类图书几乎占有半壁江山恐怕不为夸张。
市场经济，讲究以低成本获取高效率，而模仿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提高效率。生活在“复制”“克隆”环境下的作文“小子”“美少女”们，会自觉地要求在模仿中创新，或者感到一味地模仿会失去自我吗？

2. 指向性暗示
中央党校的李书磊博士在北大读书时，亲身经历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上英语课，美籍教师让全班学生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相当满意，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大家都写了不知多少遍了。然而，英语教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教室，“用一种陌生的、带着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我们一眼，就像是看一群猴子一样——这一眼看得我们自惭形秽。原来我们每个人无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从小学我们就是这么写的。”她用手指点着这些目瞪口呆的学生：‘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①显然，初一新生写《军训》和李书磊写《母亲》一样，受到指向性暗示的影响：军训，必然是磨练意志，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学生个体写作活动中，受到太多太多这样漠视个体的指向性暗示：青松（先烈）、石子（默默无闻的普通人）、长城（解放军）……再看案例三，命题人似乎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让考生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作出心灵的选择。但考生真的会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选择吗？显然，命题中已隐含了对文章主题的要求：诸如“奉献”、“求知”等。不管考生思想如何，必然首选书籍和良药，因为那迎合了隐含的主题要求；即使选择金钱和权力，最后也必然和前者殊途同归，用金钱回报社会，用权力造福人民；一般不会有“金钱万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书中自有颜如玉”……等思想的流露。其实，他们别无选择。
3. 历史的观念
当我们对作文病因的教与学追根溯源时，往往把最后的矛头指向“应试教育”，这也是切中恳綮的。但是，这种剖析忽视了对作文主体——个体思想的研究。英国史学家科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个人的思想史”，“在现象的背后，有一条不可须臾离弃的思想线所在起作用”，这便是历史的观念②。依照科林伍德的观点，“作文通病”是现象，“应试教育”也是现象，尽管后者是前者诱因，但从现象到现象不能真正解释历史，我们要做的是找出现象背后的个体的思想活动。
在洋洋的处女作《波折》和初一新生的新作《军训》中，我们不难发现应试教育作祟的影子并加以鞭挞，但是，又有谁会关心到他们完成作品过程中的思想经历以及从《波折》（三年级）到《军训》（初一）这一成长过程中思想的变化呢？当我试图寻找《军训》背后的初一新生的作文“思想史”时，我发现，那是一个盲点，至多只能以洋洋的第一次作文经历为线索推断出某些因素。于是，我只能决定从此关注洋洋的作文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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